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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霍尔 文化研究1983（第1页）

一、权利的语言不能仅仅属于资产阶级

汤普森（1975）针对法治的讨论也可以说明相同的情况。

1、首先，“法治”

是由一个尚未完全在政治上掌权的阶级——资产阶级——提出来的，用以对抗乡绅与贵族的权力形式。

这是一种新兴与进步的要求，能够限制与约束现存形式。

2、随后，它被设定为关键的资产阶级权利，新兴的拥有大量土地的资产阶级借此在法律上保证了自己的利益，并将其他人的利益排除在外。

3、然而，到了18世纪末，民众们正是围绕这一点提出了扩展公平正义的要求。

不论是工人阶级、穷人、妇女、仆人还是别的群体，那些被排除的人们不需要另寻别的术语；为了进行斗争，他们就需要那个资产阶级已经理解的术语。

4、如果我们认为那些核心斗争所围绕的关键的意识形态概念本质上一直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理解那些至关重要的斗争，比如标志资产阶级兴起的斗争以及工人阶级、妇女群体对资产阶级权力所发起的挑战。

5、这一点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蕴。

在最终简单地把法治仅仅归于资产阶级之前，我们得承认，对于世上处于从属地位、备受压迫的许多民众来说，法治是一项重要且实在的进步。

二、我们把主导文化、残余文化、新兴文化的要素或形式的划分作为着手绘制文化地形图的方式呢？

1、这是一种有用的架构，不过，将特定文化的每一种形式都确定为上述的其中一种范畴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些形式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它们的身份也从来不会脱离其所接合的特定情境从而完全铭刻在它们的表面。

2、因而，我们会发现，残余要素在新兴的形势中得以再造，成为人们在新的事业中所使用的被遗忘的语言。

那些其身份似乎取决于“先锋派”

地位的那些文化实践迅速风靡艺术评论版面，到那时，即使它们不是主导文化的一部分也肯定不再属于坚决抵抗的文化构型。

3、或许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还发现，主导文化不仅能够讲述自己的语言，而且能够通过赋予其他语言说话的可能性来讲述自己。

霸权领导不需要吸收或者融合所有的文化要素，而只需要收编主导文化形式；它甚至允许下属文化呈现它们自己的文化构型。

它完全能够将文化领导权下放给其他群体，也不需要由一个授权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群体来攥紧绝对的文化大权，至少在保证声音混杂性得以持续的程度上，它允许众多无组织的知识分子在各个领域中发挥其职能，去重组、表征、赞颂甚至支持他们的多元性。

领导权需要的正是这种在明显多元化的声音中持续掌控中心地位的能力。

如果在文化领域中权力的发挥是通过审查制度或镇压多元性，那就意味着领导权尚未得到巩固。

三、青年文化的更迭领域：

1、通常跟主要出现于紧随富足的1950年代之后的60与70年代的音乐与服饰风格关系密切。

2、书籍：《通过仪式抵抗》

3、摩登派和摇滚派：看到的不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区分，而是工人阶级中一个向上、一个向下流动的阶层区分的影子。

虽然这样的运动为年轻人提供了新的身份认同和主体性使他们参与到这种生产中，但他们的运动并非是政治化的，他们也没有直接触及经济和劳动的问题:并没有关于工作的信息。

文化被悬置在非工作的美好时光的领域中，它在“非工作时间”

之中被“非工作时间”

所规定。

不得不终日工作的孩子们通过成为摩登族这样想象性的关系来度过自己在现实工作条件中的生活。

它正是一种替代性的主体性或身份认同。

4、只有把青年亚文化放置于深刻地渗入整个未来的社会阶级结构作用框架中，才能充分地理解这些青年亚文化。

5、文化形式本身很重要。

它们开创了新主体性的可能性，但是它们自身并不保证其内容的进步性或者反动性。

它们仍然需要社会与政治实践将其接合到特定的政治立场。

这样的形式实践要求你对于自己工作所处的文化时期的复杂性和微妙性有着高度的敏感。

如果你进入“冲撞”

乐队（TheClash）的音乐会现场发表政治演讲，你肯定会失败。

谁会想在“冲撞”

乐队的演出中间听一场政治演说？但是，我们可以作用于那些已经隐含在音乐中的反抗要素，通过将它们与和替代性或反抗性内容有关的立场相连，从而深化它们的政治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