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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2）返沪（第1页）

这一年的冬天很冷，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

一九三四年春节一过，谭央就要离开上海回德国上学了，走之前，她和毕庆堂回了趟同里。

从民国十三年到民国二十三年，谭央深爱着的父亲离开她，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

烟雾蒙蒙的水乡安守着自己的本分，脉脉如流水，日积月累将静默铸成了永恒。

清晨，毕庆堂和谭央带着两个随从，拎着祭品去了谭央父母的墓地。

去的路上毕庆堂就同她商量，“不要触景生情，不要太伤心，到时候我把咱们的情况说给两位长辈听，免得你一说，又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像那年一样再病一场就不应该了。”

到了地方，他们倒是愣住了，碑前摆着几个碗，碗里放着风干了的点红馒头和皱了皮的水果，旁边还有一坛酒，那是谭央父亲生前最钟爱的——济宁金波酒。

“前两天刚有人来祭过父亲，是谁呢？”

谭央蹲□，抚着墓碑自言自语的说。

“会不会是在同里的什么亲戚朋友？”

毕庆堂提醒她。

谭央摇头，“父亲在同里一向深居简出，没什么朋友，几个亲戚也是母亲娘家的远亲，来往很少，马叔叔还在天津，我实在是想不出会是什么人。”

毕庆堂也没吭声，将那坛酒挪了挪，摆上他们带来的祭品。

之后，他的目光又落到了酒坛上的那五个字上——“济宁金波酒”

，他眉头下意识的跳了跳，不知想的什么。

接着谭央开始与父母说自己这两年来的事，说着说着就有些伤心了，毕竟自己的小家庭、自己的上进、自己的幸福，亲人都无法亲历目睹与分享，的确是人生的一大憾事。

谭央说得差不多了，毕庆堂才猛然想起来，他刚才一力担当下来要替谭央说的话，他竟然都忘了。

从墓地回来，走在同里的街上，谭央看着一家很大的铺面，轻声说，“那儿原来是家不大的药铺，父亲病着的时候，我总去那里抓药，没想到，现在开得这么大了。”

毕庆堂的眼皮不易察觉的抽动着，很敷衍的嗯了一声。

那天晚上回到毕公馆，谭央因为累了，很早就和女儿上楼休息了。

毕庆堂将书房的门关紧，拎起电话听筒拨了号码，继而用不高的声音寒暄着，“张局长吗？这么晚叨扰，真是不好意思啊！

哈哈，你们警察局是什么地方呀？我怎么会常去？我毕某人可是守法的良好公民……”

谭央回海德堡后，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中，暑假由于学业紧张，谭央没有回国，倒是毕庆堂带着五岁的言覃来到德国看妻子，在海德堡盘桓数日方离去。

1935年8月，作为德国总理的希特勒兼任了德国总统，并将总统与总理两个职务合二为一，称为元首。

德国国内的局势由此发生了变化。

一九三五年的年底，谭央从德国发来电报，说是要推迟三个月回上海，毕庆堂看见第一句，又气又恼，待到看见第二句，又眉开眼笑起来，她说她打算抓紧完成学业，回来就再不走了。

转年刚过了春节，午夜时分，上海的码头上，一盏盏煤油灯吊在高高的木杆上，随着海风摇摆着。

灯下的岸上站着三五成群的人，有的人抄着袖口掂着脚，望向漆黑的海面，他们时不时的交谈，从口鼻呼出的白气烘托出上海冬夜的寒冷。

毕庆堂披着一件大衣站在汽车旁，手中捏着一支烟，带吸不吸的，随从、司机和他站在一起，说着可有可无的闲话。

这时，一阵汽笛声由远及近，海面上渐渐的勾勒出了轮船的轮廓，毕庆堂撇下手中的烟，紧走了几步，嘈杂拥挤的人群集中目光看着船舷。

这趟船上的人很多，由于欧洲局势不稳，不少留学生都提前完成了学业归国。

即便满世界都是乱世动荡，归国回乡也总是人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