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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与文明阅读概括六（第1页）

（一）政治意识使得疯人与罪犯分开

1.19世纪，将精神病人投入监狱的举动使许多精神病学家、历史学家生气。

如弗兰克所说：“那些参观过德国疯人院的人回想起所见所闻都会心有余悸。

人们一进入这些苦难之地就会感到毛骨悚然。

人们听到的只是绝望的哭喊，但是，有才智有道德的人就住在这里。”

2.从1720年到法国大革命，经过一系列的抗议，疯人逐渐被移出监狱。

然而，这两个世纪的抗议虽然表面相同，价值观却并不相同。

18世纪，人们关注的是犯人应该有比把他们与精神失常者关在一起更好的命运。

即：犯人毕竟只是犯人。

19世纪初，人们的义愤在于疯人受到的待遇并不比刑事犯人或者□□更好一些。

即：疯人仅仅是疯人。

这种差别有必要被强调，但是与人道主义运动、科学压力的关系不大。

人道主义运动使它逐渐贴近疯人人性的实际，贴近他最动人、最亲昵的方面；科学压力使它更关注和更真实地反映疯癫会为自己说些什么。

（P206）疯人逐渐被分离出来，单一精神错乱被划分为几种基本类型，这些与医学进步和人道主义态度毫无关系。

这种变化发生在既真实又不自然的紧闭空间中。

禁闭本身的深层结构产生了这一现象。

3.与其说是一种博爱意识，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意识。

将疯癫混同犯罪的做法既是一种对待受惩罚者的工具，又是专制主义施展权力的象征。

疯癫变成囚徒恐惧的幽灵，成为他们蒙受屈辱的象征，他们的理性被消灭、被压制的形象。

疯人是禁闭权力最模糊、最持久的象征。

专制暴政以非理性的可怕形式存在于被禁闭者中间。

疯癫体现了惩罚的权力，如对人的惩罚就是放到疯人中间。

这样做法的丑恶在于，疯人体现了禁闭的残酷真相，是禁闭中最恶劣的消极工具。

4.18世纪发起的反禁闭论战的确涉及将疯人和正常人强制混杂的做法，但是没有涉及被公认为理所当然的疯癫与禁闭的基本关系。

（也就是说，都没有讨论疯人应该不应该被禁闭）。

5.一部分人，如小米拉波，认为禁闭的丑恶不在于将疯人与罪犯混杂在一起，而在于他们加起来也没有构成被禁闭者的核心部分。

也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人该被禁闭？是zz犯？流氓？堕落的老人？......但是对于疯人，小米拉波认为他们没有更好的命运。

他们没有理性，不得不被禁闭起来，不明事理，无法不被当做坏人。

6.总结：因此，18世纪对于禁闭的政治批判不是沿着解放病人的方向，也不是让人们对精神错乱者投入更多的仁爱或医学关注，相反，它使疯癫比以前更紧密地与禁闭结合。

（P209）

这是一种双重联系：一方面使疯癫成为禁闭权力的象征及其在禁闭世界中的荒诞而又使人无法摆脱的代表，另一方面是使疯癫成为各种禁闭措施的典型对象。

于是，疯癫既是压迫的主体，又是被压迫的对象，既是压迫的象征，又是压迫的目标；既是这种压迫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性的象征，又是证明这种压迫中的一切既合理又必要的辩护。

通过一系列循环论证，象征着禁闭的极端非理性的疯癫，成为禁闭的唯一理由。

（二）“禁闭”

的分裂：疯癫不同于其他禁闭者，与禁闭建立了本质性联系

1.禁闭的中心因此被裂开了一道深渊，分离出了疯癫，惩治疯癫，宣布疯癫不可救药。

禁闭只留下两种形象：疯癫和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