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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思考主流媒体在舆情中位置的思考（第4页）

“全面”

报道还有没有可能存在？

在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官方往往倾向于隐瞒事态，运用行政权力对报纸、电视等媒体控制，致使民众对党政机关和传统媒体不信任。

因此有时候，舆情回应并不仅仅是事件或事实方面的问题，是情绪以及群众认知方面的问题。

我们应该反思的可能不是“如何通过及时全面地报道稳固公信力稳固主流媒体的地位”

，而是“在信息爆炸、人云亦云的时代，绝对的信任是否有可能存在。”

（四）构建制度化不信任

制度化不信任：说白了就是加强监督，在“全知全能政府”

的视角之外引入不信任的事例，例如依靠媒体进行对贪污腐败的报道。

这是政治学的策略和概念。

“现代政治信任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化不信任规范的有效性，即对违背民众信任行为的有效惩罚。

只有这样，以公权力为轴心的政府体系运行才具有确定性、可控性和责任性，广大民众会因此形成政治信任心理。”

——上官酒瑞《现代政治信任建构的根本原理——兼论制度化不信任的功能与限度》

全能政府的认知框架必然造成社会困难群体将所有问题的出口都指向当地政府。

对政府在心理和行为上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得民众自然会向政府表达大量的甚至是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

学者们在探讨现实的信任危机时，惯常性地会强调信任的重要性，而制度化不信任的重要功能却为人所忽略......人们思想观念的多面性与信息获取的多渠道化使得传媒单纯倚重信任的乌托邦式构建已经不太现实。

如果民众对风险无法获取适当不信任、评估甚至批判的权利，那么真正的信任体系也将无从构建。

在风险社会视阈下，制度化不信任并不必然成为信任的对立面，也并不必然延伸导向塔西佗陷阱效应的深渊，反而可以充当社会正常运行的有效制衡因素。

因此，类似“及时”

“全面”

回应舆情的背后，暗含着对主流媒体位置的探讨：主流媒体的责任不仅仅是塑造可信任的政府，也要构建制度化不信任。

舆情不一定是洪水猛兽，它的产生，也许是构建制度化不信任的时机。

除了“挽尊”

，主流媒体也需要为群众建构一种认知，即“矛盾与问题是必然存在的，但我们在监督和解决”

，也就是从情绪方面转移到监督与解决的层面，以将民众引到理性的路上。

这意味着主流媒体需要构建底层视角。

“社会困难群体需要的并不是一个通过连篇累牍的会议公告、一知半解的宣传标语等来展示高大全的政府形象，而是在具体问题上将全部细节展示在公众面前、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李春雷刘冰莹《塔西佗陷阱效应与传媒对社会困难群体的引导策略研究》

于是我们发现，对主流媒体该处于何种位置的探讨，十分类似于“党性与人民性”

的关系，如果觉得割裂，是因为把党性与人民性割裂了。

当我们提到“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的时候，有必要真正了解这句话的内涵，这也是主流媒体的位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