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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第10页）

没人帮他，教民们无知、不讲理、迟钝，反对他搞道德建设。

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唤醒教民们沉睡的对知识的渴望。

他决定用喜闻乐见的方式慰藉他们。

他组织了板球队，给大家放烟火。

他亲自撰写并出版一系列《致舒福柯农民的信》。

在信中他的科学知识派上了用场。

他积极支持承包制，建立铁锹承租制，并在自己的教区里推行。

他全然不顾他的主要教民——农民们——的坚决反对，将植物学引入乡村教室。

后来孩子们也会写双子叶植物、阔叶植物和花托这样非常难写的词了。

该区的教育检察官向上级部门报告说希区安教学状况很好，后来国家教育委员会同意将植物学作为学校正式教学科目。

亨斯洛教授还用另外一个办法——娱乐基金——激发了教民沉睡的智慧。

他用娱乐基金的钱带领村民参观了很多好地方，包括1851年的大英博览会。

在他的详细筹划和积极关怀下农民们还参观了剑桥。

后来诺里奇（注：英格兰东部伦敦东北的自治区）主教位置空缺，上级考虑是否应让他担此重任，还是派他做稍低级一些的工作。

他的朋友给他透露了这个消息。

他躲进屋里，跪在地上做了一次特殊祷告，祈祷永远不要让他担任这么重要的职位，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适合干这么高的职位。

即便让他干，他也不想干。

后来他还是在希区安当牧师而不是去诺里奇当主教。

他十分感谢上帝的安排，认为这是他祈祷的结果。

亨斯洛先生讲课非常出名，已故的女王丈夫曾邀请他到白金汉宫给年轻的皇子们讲课。

据说“他在乡村讲课时语言简练、全情投入，在皇宫他以同样的魅力征服了年轻的皇子们，他们都听得聚精会神，认真聆听他的教诲”

。

他参加了1860年在牛津举办的英国协会会议，是博物学分会主席。

与会会员激烈争论达尔文的理论，他起到了很好的缓和作用。

“我非常尊重朋友们的见解，”

有一次他写道，“但我也告诉他们除非他们能提出更有力的证据，否则无法使我相信达尔文的理论。”

他反对一切否定上帝的科学理论。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突然对凯尔特人漂流非常感兴趣。

1860年秋，他到法国去看亚眠（注：法国北部城市，位于巴黎以北索姆河沿岸。

建于罗马以前的时代，中世纪以来一直是纺织中心）和阿布维利著名的砾石坑，就阿布维利文化写了好多封信，反对别的科学家确定的遗迹年代。

然而，他的观点也并不确定。

在病入膏肓的时候，他想在牛津哲学协会发表他的结论。

据说，他相信阿布维利文化并不像地理学家说的那么久远，但确实比已知的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时间早。

他去世得也很神奇，大夫在耶稣受难节（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告诉他他活不了多久了，从那以后他对自己的命运就漠不关心起来，完全超越了对生的欲望、对死的恐惧。

在死亡最终将他解脱之前，他还是面临了很多痛苦，但他决不退缩。

死亡越来越近，他的痛苦也越来越深，他冷冷地看着生命即将终结时一次又一次的征兆。

他和医务人员交谈，和他们一起从哲学角度讨论生死问题，因为自己正面临着这个问题。

病重时，他是个模范病人，耐心地顺从上帝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