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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标准渠道失效、常规协作缓慢时，一线人员是否只能选择‘按部就班、等待结果’，而眼睁睁看着公民权益受损？我认为，在制度覆盖不到或者效率低下的灰色地带，工作人员基于职责使命和同理心，进行适度的、灵活的‘个人能动性’发挥，不仅是必要的，更是对制度化服务的一种重要补充和压力测试。”

她提出了关键论点：“而这个案例的价值，也正在于此。

它通过呈现我个人不得不采用的‘非常规’方法，清晰地暴露了我们现有体系中存在的堵点和盲区。

比如，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华人社团建立快速响应渠道的缺失、跨国法律信息查询和律师资源库的不完善等等。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不是否定这种个人努力，而是研究如何将其中有效的做法，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操作程序和支持工具，让下一个‘应寒栀’在处理类似案件时，不再需要如此‘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能够依托更强大的系统支持，更高效地解决问题。”

应寒栀的回应，成功地将“个人英雄主义”

的质疑，扭转为了“暴露体系不足、推动制度完善”

的先行探索。

然而，这个解释虽然巧妙，但能否说服在场持怀疑态度的人，尤其是那位提问的老同志，仍是未知数。

会场内弥漫着一种等待更高层级定调的微妙气氛。

下面坐着的伙伴周肇远、姚遥等人也不禁为应寒栀捏了一把冷汗，她是真的敢讲！

在这样的场合，能有这样的勇气！

这时，一位坐在中前排、面容严肃的中年干部举起了手，得到主持人示意后，他拿起话筒，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审慎：

“应寒栀同志，我有一个原则性的疑问。”

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地看向发言席，“据我所知，部里召开案例研讨会，通常选取的是已经圆满办结、形成完整闭环的典型案例进行复盘和经验总结。

史奶奶这个案子，补办的证明尚在走着流程，这也就意味着最终结果仍存在变数，现在就拿到如此规格的研讨会上作为主要案例进行宣讲，是否有些……为时过早？如果后续结果出现意外，甚至补办失败，我们今天的讨论，岂不成了纸上谈兵，甚至可能留下一个不成熟的记录？”

这番话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块巨石，瞬间激起了层层涟漪。

会场内响起了低低的议论声。

选择一个未结案的项目来研讨，本身就带着一定的风险。

这不仅仅是对应寒栀的质疑，更深层面，压力已经给到了这次案例报送部门的一把手负责人郁士文头上。

应寒栀正准备进一步回答时阐述，一个沉稳而极具分量的声音从前排响起，瞬间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力。

是郁士文。

他甚至没有举手，只是微微向前倾身，靠近了自己面前的话筒，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

“我谈几点看法。”

他开口，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案例研讨的目的，是启迪思路、发现问题、推动工作。

如果只研究‘盖棺定论’的案例，那我们永远是在追赶问题，而不是预见和解决问题。

领保工作，尤其是第一线，面对的就是大量正在进行时、甚至充满不确定性的状况。”

他目光平静地扫过刚才提问的两位同志，最后落在应寒栀身上，停留了一瞬，仿佛是一种无形的肯定，然后继续说道：

“史奶奶这个案子，复杂性、典型性、普遍性都很突出。

恰恰因为它未结案，才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海外公民保护工作中面临的深水区难题。

刚才应寒栀同志汇报中提到的，与境外律师协作的标准流程探索、与地方政府沟通的标准化文书尝试、以及对高龄当事人的心理支持介入模式，这些过程性的创新和规范，无论本案最终结果如何，其方法论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推广和借鉴价值。”

他顿了顿，语调平稳：“外交工作，不能只追求完美的结果，更要注重在复杂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过程和能力。

我们要鼓励的，正是这种敢于直面难题、在过程中不断总结、不断优化的作风。

我认为，领保中心选择这个案例，体现了他们的担当和前瞻性。

至于实证支撑，任何成熟的机制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在像史奶奶案这样的具体实践中，不断摸索、验证、完善起来的。”

郁士文的这番话，站位极高，从外交工作的本质和人才培养的角度，彻底肯定了汇报未结案案例的意义。

他不仅为应寒栀解了围，更是为整个领保中心的工作方式定了调，赋予了其“探索”

和“创新”

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