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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第4页）

炀帝的问题则不仅在于脱离关陇集团，更在于横行霸道。

他是被关陇集团和人民群众一起抛弃的。

但，隋炀帝的重心转移和打通南北却没有错。

如果能把洛阳建设得朴素和缓慢一些，就更没有错。

因为洛阳的地理位置确实比长安更好。

作为真正的“天下之中”

，无论调配物资还是调遣军队、发号施令，洛阳都比长安方便快捷。

定都洛阳，其实更有利于建设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因此，贞观四年（630）六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的三个月后，营建洛阳的诏令下达，初衷就是为了便于管理和节约成本。

遗憾的是，唐太宗遭到了抵制。

抵制的人叫张玄素。

张玄素给唐太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反对的理由主要是劳民伤财。

他甚至为唐太宗开出明细账单，比方说当年隋炀帝营建洛阳时，仅仅搬运一根柱子就需要数十万人工。

张玄素还说，当今国力远非隋时可比，隋亡之鉴又近在眼前。

如果还要重蹈覆辙，那就连隋炀帝都不如。

太宗说：我不如隋炀帝，比得上夏桀和殷纣吗？

不难想象，他当时肯定一肚子气。

张玄素却说，只要营建洛阳，那就没什么区别。

不过，接下来张玄素又说：想当年，陛下平定洛阳，太上皇下令毁灭宫殿，陛下却提出要将拆下来的砖瓦木材赐给穷人。

这件事，民众颂扬至今，陛下自己难道忘了吗？

唐太宗只好说：我考虑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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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建洛阳一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但唐太宗的决定却绝非一时兴起。

他甚至就是要走隋炀帝的老路，因为他们俩实在太像了：在皇子中都排行老二，都是通过打倒现任皇太子而登上帝位，也都要依靠关陇集团以外的力量。

没错，在长期的征战中，李世民与“山东豪杰”

的关系非同一般。

于是一切都变得跟隋代一样：太子党以关中为本位坚守长安，老二帮以关东为基地青睐洛阳。

不同的是，由于张玄素的慷慨陈词，长安与洛阳之争变成了王道与霸道之别，唐太宗也只好走中间路线，立足关中实行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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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魏徵似乎是赞成的，却未必十分在意根据地应该在关中还是关东。

他更在意的还是建立一种新的政治。

在他看来，那才是应该毕生追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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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新政治又该是怎么样的呢？

新政治

贞观八年（634），帝国发生了一件怪事。

一个名叫皇甫德参的中牟县丞上书朝廷，历数皇帝的三大错误：修宫殿劳民伤财，收地租与民争利，宫女梳高髻带坏了社会风气。

县丞只是从八品的小官，皇甫德参的话也未免过分，于是太宗勃然大怒：这家伙什么意思！

难道要朕一个人都不用，一分钱都不收，宫女都剃光头，他才称心如意吗？

据此，皇甫德参该按讥讽和诽谤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