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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抱打不平一（第3页）

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

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其实，对于“史之为用”

，历代帝王心里也很明白。

不过，他们设置史官，沿用“君举必书”

的春秋传统，并不考虑什么彰善瘅恶、激浊扬清的问题，目的只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流芳百世。

《史记？孟尝君传》载：“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

侍史记些什么?后人不得而知。

大概是记述他“好客自喜”

的善举，总不会让侍史记述他在路经赵国时，只因赵人出观，笑称他“乃眇小大夫”

，便击杀数百人的罪行吧。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

至于“君举必书”

，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

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

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

；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

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

，“略外别内，掩恶扬善”

（刘知几《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

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

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

“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

，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

载入史册呢?所谓”

君举必书”

，不过是一句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