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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九章小冰河时期来了三（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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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登洲幼年学习真主教经典及儒家之书。

长大后随同乡高阿訇潜修波斯语、阿拉伯语及***经籍，精通认主学、教义学和教法学等。

四十岁时去京城经商，在陕西临潼遇见一位阿拉伯国家的贡使。

胡登洲以教义中许多疑难费解的问题向其请教，贡使一一作答，胡登洲获益匪浅。

客居北京时，胡登洲从国学名士王阳明学生李纨学习经史子集各部之书，对于性理之学，独有心得。

他哂笑宋儒，说其言论不过是个“泥美人”

而已。

一日购得一部，胡登洲又师从阿拉伯国家贡使学习这部经典。

这位贡使对胡登洲很有好感，向其尽传中国所无之经典。

胡登洲由是学问大进。

回到故乡后，胡登洲设馆开学，收徒约百余人。

正德二十年后，包括哈萨克汗国，塔吉克汗国以及七河地区并入大明，这些草原的部落很大一部分是真主教信徒。

对于宗教信仰，当时执政的高拱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政策，尤其是针对邪恶的极端宗教势力进行了无情的打压。

于是，在大明的回教徒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和困难境地。

面对这种困境，回族中的有识之士，从不同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以胡登洲为首倡兴、开创的经堂教育，振兴了“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

的衰落局面，使回族教育逐渐在民众中得以普及和提高，阿拉伯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这一教育制度的确立，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回族主体社会对大明帝国的向心力、凝聚力，保持和加强了回族传统文化的自我意识和鲜明特征。

另一方面，精通或熟悉儒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族知识分子，在相对稳定的教义教法范围内开展“以回附儒”

或“以儒释回”

的理论探讨和研究，采取用儒家学说的概念、语汇来诠释真主教教义。

胡登洲的行为得到了大明老齐王朱厚炜的充分肯定。

1580年的时候，年过八十的朱厚炜还专程在长安大明宫接见了以胡登洲为代表的回教领导人，和他们亲切交谈。

给予了这些支持真主教中国化的学者鼓励和支持，朝廷也拨出专款予以扶持。

齐王朱厚炜这样做用意很明显，那就是大明朝廷提倡真主教应该完全的中国化。

朱厚炜在这次会面中指出：在大明帝国所信仰的真主教必须融入中国文化，朝廷要求回教徒在坚持真主教基本信条和原则的前提下，大胆学习和借鉴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成分的。

在中国，朝廷是包容的，我们允许老百姓的信仰自由，但这不是无条件的，是有根本原则性的。

真主教的教育和中东地区以及奥斯曼帝国所信仰的真主敌是截然不同的，这里的国家意识更强。

作为大明帝国的子民，任何人的信仰可以无国界，但作为单一的信徒是有祖国的。

齐王最后严肃地说：

在大明帝国，无论你信仰哪一种宗教，前提是你必须热爱你的祖国，任何人想利用宗教来破坏大明帝国的安定团结，必将受到朝廷的严厉打击。

他要求这些回教领导人必须在教徒中宣扬国民意识，为大明帝国的民族和谐做贡献。

朱厚炜强调：大明帝国是由汉族为主，众多民族组成的一个多民族国家，在这个国家，任何民族之间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一种宗教可以凌驾在国家之上。

不过，齐王朱厚炜这段在长安的讲话引起那些真主教原教旨主义的不满，一些人蠢蠢欲动。

再加上大明帝国在中东全力扶持信仰拜火教的波斯王国，因此波斯王国和原时空相比实力强大，完全可以跟奥斯曼帝国抗衡。

正因为波斯有力地抵御住了奥斯曼帝国进攻，遏制住奥斯曼帝国向东方的扩张，也打断了真主教向中亚地区继续扩长，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对大明那是恨之入骨，可实力不如人，却又无可奈何。

可是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上世纪中叶，随着大明帝国的西部大开发如火如荼的进行，大批的汉民涌入了草原，与这些真主的教徒杂居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