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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5页）

一些著名的中小学校和著名的大学之间存在合法的历史联系。

伊顿公学和基督教堂学院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有很多伟大的政治家都曾在这两所学校读过书。

如果你不一定非得上大学不可，就要像祷告时说的那句“我有责任”

那样，公正地思考这件人生大事，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想上大学。

从你所受的教育性质出发，从你的个性出发考虑这个问题，到底上不上大学。

比如说你具有数学天赋，认为数学能力会带给你名誉和好处，那很明显，剑桥更适合你，而牛津就不行。

毫无疑问，牛津也有数学精英名人录。

不过，牛津的数学和剑桥不可同日而语。

你的数学才华在牛津可能是一流，并且和剑桥数学第一名的学生一样优秀，但你几乎不可能达到剑桥数学家所能达到的荣誉和高度。

光讨论数学家的问题并不难懂，而当我们更深入讨论的时候，困难就大了。

大学发生了巨大的革命性变革，学术突飞猛进。

学生毕业几年后，就发现自己很难充满自信地谈自己的学术成就了。

牛津的公开考试使那些一直处于不败之地的学术精英分成了三六九等，我们对此深表同情。

这是牛津学术腐败的结果。

与此同时，公开考试制度刺激了学术向更高层次发展，要求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古代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同源文化。

公开考试导致的第一种结果是，大多数公立学校的学生将其注意力锁定在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的第一次考试上。

但是我们现在也能时时感受到，第二次统考最为重要，并且具有更大的实质性价值。

那些完全投身于语言研究的人第一次考试还行，第二次考试就很难获得什么高分了。

值得关注的是，在牛津你根本不用写一行希腊语或拉丁语诗歌，就能在文学学士学位的第一次考试中取得古典文学高分。

但在剑桥，你若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连二等生都评不上。

老话说得好，剑桥擅长数学，牛津擅长古典文学。

还有一种说法，说牛津学生的知识彻底、精准。

在这方面剑桥也不逊色，但永远也不会超过牛津。

不过有理由相信，英格兰的文学奖学金绝大多数发放给了剑桥大学的文学荣誉学士，而不是牛津的优等生。

事实确实如此，如果你拥有与生俱来的写希腊抑扬格诗或拉丁挽歌的天赋，或对克拉底鲁诗篇有不寻常的鉴赏力，你就会在剑桥大学的文学学士荣誉学位考试中大展身手。

但是，又有牛津派声称，牛津正在向一个新的高度挺进，这个高度是剑桥遥不可及、想都不敢想的。

牛津以学生语言知识深厚、彻底为荣，关注学生普通学科以及心理学的学习。

可以说，牛津在这方面已经远超剑桥。

原来声名显赫的剑桥辩论教学法和数学测验，现在已经被完全废弃了，但却被牛津完全复制。

在剑桥，除了神学，学生们不再讨论、推理和辩论什么。

牛津的期末考试却采用了这种方法。

古代的历史学家提出了历史观问题，古代的哲学家提出了伦理学和形而上学问题。

这些知识并不烦琐也不空洞。

牛津学生学会了亚里士多德的推理法，同时也学会了其他新的推理法，既熟读了《威斯敏斯特》又熟读了康德（注：1798—1857，法国哲学家，以实证主义创始人闻名。

他还使社会学成为系统的科学）和米尔（注：1806—1873，英国哲学家及经济学家，尤以其对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阐释而闻名）的论著。

因此，就在牛津坚持为其高质量的课程提供更高奖学金的同时，牛津致力于鼓励开放思想、创新研究，培养历史和哲学精神，锻炼培养无上的精神力量，不特别要求学生有多强的记忆力或多高的艺术悟性。

通过这种方式，原来的剑桥辩论教学法成为牛津的一种持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