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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章成立公司（第1页）

国际上对葯品的管理非常严格，葯品生产企业是不允许直接把产品卖给医院的，而是要卖给具有专营权的公司，然后再由他们送到医院。

这个情况在国内更特殊，一般只有国营企业才具有专营资格，对私人经营的审批非常严格。

　　这类医葯行业的一些基础知识，赵启明两人在张廷的培训课上学到过一些，也就是说，国内的葯厂只负责按照医葯管理部门在上年预定的计划进行生产，而具体销售是由当地的葯品流通部门负责的。

这就使葯品流通形多了几个环节：葯厂——全国葯品调配中心（例如上海医葯管理局）——当地医葯公司——医院。

　　虽然在计划经济时期，所有的行业都是统一安排生产，但葯品行业的市场全面放开，在改革开放后却是来得最晚的。

　　九十年代初的医葯生产和流通行业，基本上仍然处于国家管制范围内，这是因为葯品是种特殊商品，影响到国民的身体健康以及国家的稳定。

再者就是国营葯厂在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本没有建立销售网络的概念。

　　虽然制度改革之后，葯厂完全可以向全国各地的医葯公司供货，但绝大多数厂家还是愿意直接供货给上海医葯管理局这样的调配中心。

由管理局来统一调拨，一是出于习惯，二是对于吃大锅饭的人来说，这样最省事。

　　要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分析，这种传统的生产和销售模式严重限制了企业的发展，简直是一种自取灭亡的做法，但在那个年代，大家全都这么干，却显得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

　　受到这种情况的制约，葯品行业发展速度非常缓慢，正如李科长说的那样，很多老企业生产出来的都是多年不变的品种，让临床医生非常头疼，尤其是西医，你医术哪怕再高明，没有葯用也是白搭！

　　九三年之后，随着市场的进一步放开，葯品生产企业才开始逐渐壮大，到了九七年前后，市场基本上趋于饱和。

那几年因为受到高额利润的刺激，铺天盖地的地方小葯厂纷纷上马，仿制生产国外研发的葯品，不仅质量不能保证，重复建设的情况也非常严重，弄得国内近几年来一直是医葯界乌烟瘴气，不过那都是以后的事了。

　　陈法林的怀圣堂是国内第一批获准由外资独立生产经营的葯品企业，他对于市场是个非常敏感的人，看准了国内这个空档。

为把怀圣堂葯业办起来，他在安徽省卫生厅托了不少关系，又凭借着淮南市政府的支持，下了很大的气力才把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拿到手。

　　李科长今天介绍的一些情况，陈法林和张廷从其他渠道也有所了解，其实他们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想向李科长打听在上海开办一家私营医葯经销公司的可能性。

据他所知，上海的这家医葯管理局，是向全国各省的医葯公司调拨葯品的，销售渠道的覆盖面非常广，要是能跟他们搭上线，对今后拓展业务有着极大的帮助。

　　和李科长道别之后，赵启明一路上都在回忆着他们刚才的谈话，他觉得自己似乎受到了启发，而且找到了一点新的感觉，这点感觉却是来自于他上次兰花抛售事件后的反思。

　　看来自己上次的判断是对的，只有像陈致远老爸这样脚踏实地的立足于市场，才能真正长久地赚安稳钱。

而炒邮票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美好瞬间而已，虽然利润高得近乎抢银行，但所冒的风险也和被公安抓住差不多。

　　就算目前的形势还可以顺手捞几把，但风险却是越来越大了。

事实摆在眼前，以曾侯乙编钟的价钱来分析就知道了，当初在炒兰花的时候，编钟的价格只不过才1200块一盒，但一轮兰花炒罢，这东西也跟着水涨船高，刚动手的时候就已经是2250块一盒，就连外围市场也不低于2000块，现在只是随便碰一碰，价格就变成了2750块一盒。

　　眼看着投资额度是越来越大，不用说风险也就越来越高，就像是拿着一百块钱在赌场里玩翻牌，每一次都连本带利投进去，就算前面无数把都赢了，将赌本翻成了100万块，但是只要最后一把输掉的话，还是照样一毛钱都不剩。

　　这使他想起陈法林当初的做法，他把两百万港币交给自己的时候，也是在玩一场赌博游戏，不同的是，当本钱翻了一倍之后，他收回成本，这才拿着赚来的钱交给自己继续玩。

这种玩法虽然也是在冒险，但仅仅是在第一次，绝不会像自己这样每次都在浪尖上晃荡，玩到最后可能连本都会赔光。

　　他越想越觉得后怕，上次兰花事件要不是自己运气好，很可能现在已经变成个穷光蛋了。

　　在不断的吸取经验教训的同时，赵启明的对于今后的发展方向有了一个基本概念，这主要归功于陈法林和齐雅婷，是他们从正反两个方面让这个奸商理清了思路，确定了这个最为稳妥的方针：实业为主，投资为辅。

　　回到酒店之后，陈法林面带微笑，望着他和陈致远这两个日渐成熟的小伙子，问道：“怎么样，吃了这顿饭你们有什么问题和感想？”